吴龙贵 时评作者

宜昌公开信中虽没有强制之意，但公权力的介入，尤其是公开信这种特殊的形式，还是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从而构成道德绑架。

9月18日，湖北宜昌市卫计委网站挂出一封《关于实施“全面两孩”政策致市直机关事业单位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呼吁“年轻的同志要从我做起，年老的同志要教育和督促自己的子女”，宣传生育两个子女的好处和一个子女的风险，引导群众负责任、有计划地生育第二个子女。

去年11月“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并未迎来想象中的生育高峰。有调查显示，全国符合二孩政策的育龄妇女人数在5000万以上，但真正有生育意愿的不到三成。相比之下，宜昌的情况更突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调研报告显示，宜昌从2000年开始就进入超低生育水平，近些年生育率还在持续下降。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该地区的生育率也未发生明显反弹。由此来看，宜昌希望提高生育率，激发民众生二孩的迫切心情，不是不可以理解。

但在具体做法上，实在值得商榷。从社会发展和人口替代的角度来说，生育率过高、过低，都不是正常的现象。在目前生育率偏低的现实下，生二孩对于解决独生子女家庭的失独和养老问题，缓解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资源短缺的意义，无须多言。不过归根结底，生孩子这种事属于私权利的范畴，应当由家庭和个人的主观意愿来决定。更何况，孩子也决不是想生就能生的，如果条件不允许，再怎么呼吁也生不出来。宜昌公开信中虽没有强制之意，但公权力的介入，尤其是公开信这种特殊的形式，还是难免给人造成一种心理压力，从而构成道德绑架。

1980年，为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中央曾面向全国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发过一封公开信。这封公开信被认为是“一胎化”确立的标志——据说宜昌公开信的灵感正来源于此。这显然有东施效颦之嫌，同样是公开信，但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意义和效果不可相提并论。36年前没有网络没有手机，甚至连固定电话都尚未普及，通讯条件落后、信息来源单一，公开信几乎是宣传国家政策的唯一有效途径。而在资讯发达的今天，公众获取信息再简单不过，公开信这种宣传手段显得格格不入。

不必讳言，宜昌公开信的形式意义远大于其内容展示。更直接点说，几大政府部门的本意，就是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放大公开信的分量，甚至赋予其一定的政治意义。这恰恰是公众最为担心的：会不会因为生二孩意义重大，落到实践中，呼吁和号召就会异化为变相的强制？有没有可能因为政府格外重视，生二孩就成了一项摊派性的任务？这种担心并不多余，在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体系下，一些政策往往很容易在政绩考核的压力下，异化为强力推行。当地政府有关人士表示，目前只是将公开信发布到宜昌卫计委的官网，近期还将召开新闻发布会，部署更具体的宣传计划，“报纸、网站和新媒体都会利用起来”。这大有把号召升级为动员的架势，而动员意味着什么，大家似乎心有戚戚。

要看到，当前生二孩意愿不高的主要原因，就是养育成本太高——往往是生得起，养不起，养得起又未必养得好。因此，鼓励和激发民众生二孩，关键在于提高生育福利，通过政策引导、财政补贴以及公共资源的更合理配置，减轻和分担家庭的压力。这一点，在公开信中也有所提及，比如开展二孩生育全程免费服务，进一步延长产假，建立免费婚检、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假期制度……窃以为，踏踏实实做好这些基础性的工作，比一封公开信有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