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戴春晨 实习生 葛笑寒 邓雪芬 广州报道
国务院于今年3月将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升格为国家战略,再度点名建设“粤港澳大湾区”。
8月24日,第十一届泛珠三角大会召开前夕,中山大学粤港澳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主任陈广汉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详谈“粤港澳大湾区”和“一带一路”等热点问题。
陈广汉分析,粤港澳大湾区要作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点,进行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的合作与对接,实现人员、资金、信息、商品的流动和自由配置,进行产业整合。而在具体建设过程中,粤港澳大湾区不能简单照搬国外经验,而是要探索一国两制、自贸区、 CEPA先行示范区等多重体制优势叠加,推动粤港澳联手到“一带一路”国家建设产业园区。
三个超级城市优势整合
《21世纪》:2015年3月《“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首次提出“粤港澳大湾区”概念,之后的广东自贸区总体方案和泛珠区域深化合作意见都延续了这个提法。粤港澳大湾区与以往提的“粤港澳合作”在内容上有哪些区别?
陈广汉:“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在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基础上更高的发展层次。这种更高的层次表现在,粤港澳大湾区要作为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撑点,进行跨境基础设施建设、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的合作与对接,实现人员、资金、信息、商品的流动和自由配置,进行产业整合。
《21世纪》:国际上的著名湾区,如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一般都只有一个超级城市做核心,但对粤港澳大湾区来说,至少有香港、深圳、广州三个超级城市。这是否意味着外国的经验不能简单模仿?
陈广汉:是的。珠三角现在的格局是深圳-香港都市圈、广州-佛山都市圈两极,包含香港、广州和深圳三个超级城市。这种格局的挑战和机遇并存,挑战在于发展过程中可能找不到核心驱动城市。但是,三个超级中心城市优势的整合可以为整个区域发展提供多元的动力机制,也蕴藏巨大的机遇。
香港是国际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和自由港,法律制度和营商环境与国际接轨,有熟悉国际经贸规则的人才;澳门是世界旅游休闲中心和中葡经贸合作的平台,可以成为内地“走出去”的平台;广州是华南的政治、文化教育、商贸服务中心和交通枢纽;深圳的科技创新能力名列前茅,又是区域金融中心。
如果将香港的专业服务和国际化的营商环境的优势与珠三角的人才、产业和科技相配合,可以形成体制和生产要素的更优组合。国际投资者可以在香港进行企业注册,依靠珠三角地区的科技实力和人力资源进行经济活动。而依托香港、澳门的专业服务和珠三角的制造业和内地的企业,可以通过港澳为平台走出去,推动粤港澳联手到“一带一路”国家建设产业园区。这是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所不具备的优势。
《21世纪》:你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突破的重点应该是什么?
陈广汉:广东自贸区的三个片区刚好处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中心位置,是非常好的支点布局。如何将一国两制、自贸区、 CEPA先行示范区等多重体制优势叠加,是粤港澳大湾区突破的重点。
例如,在服务业领域,CEPA在广东先行先试的负面清单,甚至比后来四个自贸区统一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还要宽松,中央允许广东这么做(2014年,内地分别与香港、澳门签署CEPA 补充协议十一,率先在广东对港澳实现服贸自由化——记者注)。横琴片区就将 CEPA 和自贸区两张负面清单叠加,整合对港澳更加开放的“短清单”。这也就是在利用香港、澳门制度优势上,广东是有充分空间的。
现在最重要的是有了政策后怎么落地,现在广东在落地上有些障碍。这里面有管理归口不清晰的问题,也有香港、澳门服务业运作方式与内地不尽相同的因素。例如,香港最开始在广州开的医疗机构,这种类似律师事务所的医疗机构服务的是高端人群,有很多投了国际保单的跨国公司高管,他们的国际保单在那里可以报销。这种业态,管理部门不能将其作为一种民生事业,而应该作为一种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强化对外商服务的行业,不能用传统的思维来管理。
发挥港澳窗口作用
《21世纪》: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内容是为“一带一路”产业支撑,建设国际产能合作园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里,核心的“五通”首先强调政策沟通、设施联通,即重视基础设施和产业园区的合作。这又是珠三角地区经济早期腾飞的基础。如何理解“一带一路”和广东对接“一带一路”的探索?
陈广汉:“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先帮欠发达国家投资基础设施,例如修建公路、铁路和港口,建立工业园区兴办产业,实实在在地推进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并逐步开放市场,参与全球经济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所以说“一带一路”倡议体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经验,即“北京共识”的理念,可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这个模式更适合于发展中国家,尤其适合于不发达国家。
香港、澳门文化包容、多元化,可能更容易让他国理解。广东、泛珠地区可以借助这个窗口,让更多他国民众了解“一带一路”。我们要通过文化的交流,实现心灵的沟通,达到经济合作,这样大家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