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盛夏的一天，一位退休老教师，一位不到古稀之年的人，带着不平静的心理 ，不安的眼神，走完了他的一生。熟悉他的人们从他生前不好的出身，不幸的婚姻，不和睦的家庭，蒙受不白之冤，身患不治之症；从他死后潦潦草草、静静悄悄葬于荒冢，不禁发出一声声感叹：他这后半辈子生活得好苦，好累！这种种不幸怎么全摊到他的头上，命运之神对他太不公平了！

1929年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有着一个梦幻的童年，金色的年华。我和他同住一个村庄，同一个姓氏。他长我一辈，大我两岁。我们既是少年伙伴，同窗学友，又是数十年推心置腹的挚友。

童年时我们常在一起玩耍、做游戏，到了上学年龄，我们一起上私塾，一起去青山上中心小学，在同一个教室听课、做作业、写作文，同一个宿舍住宿。我只在哪所小学上3学期辍学，他一直上到高小毕业，接着又在县城里读完中学。也就在城里上中学时，他加入了“三青团”敌伪组织，为他的人生埋下了隐患。

完成学业不久，17岁的他就完了婚。配偶与他同成份，同学历、同年龄，称得上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一对情侣。数年后他们就有了两个聪明活泼的男孩。建国初期夫妇双双当上了人民教师，工作一帆风顺，生活幸福美满。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8年正当他事业有成，憧憬未来之时，一个晴天霹雳劈头盖脑打在他的头上：组织上宣布他是“三青团”骨干，给予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遣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自此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生自由，成了人民的专政对象。

“屋漏更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让他意想不到的，在受刑事处理不久，他的婚姻又发生了严重危机，结婚十多年的妻子，带着小儿子同他离了婚。生活艰苦倒可忍受，怕的是精神压力与人身摧残。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经常召集地、富、反、坏、右开会，轻者要他交代问题，坦白罪过，重则小会批判，大会斗争。尤其在那动乱年代，动不动给头上戴高帽子，背上背着大字报，胸前挂着大门板，游乡示众。每次揪斗过后整得他大口喘气，大汗淋漓，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几次想一死了之，但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又打消了轻生念头。这种痛苦生活一过就是21个年头。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后，经过落实政策，他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甄别。事后我从落实政策人员那里得知，他本是三青团的分队长，按照敌、伪、军、政、警、宪划定界限，三青团的区队长才是敌我矛盾，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他是当时审干搞扩大化给造成的错案，给他恢复了公职，继续当教师，政治上获得了自由，生活上有了保障。很快妻子与他复了婚，小儿子又回到身边。几年之后他提前办了退休手续，让大儿子接班，给娶了媳妇，一家人又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好景不长，祸不单行。不知什么原因，妻子同他再次离婚，彻底决裂，小儿子也随母亲改了姓氏。由于受“代沟”的影响，不久他的大儿子又与他反目为仇，争吵不休，只有以分居告终。

政治蒙冤，婚姻破裂，家庭不和，使他长期过着形单影只，孤独无缘的悲惨生活。为了摆脱这种生活环境，也为了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使他与麻将结下不解之缘。今日打明日打，上午打下午打，甚至夜以继日连抽转。一下麻将场常常是头晕脑胀，筋疲力尽。困了倒床便睡，渴了喝几口凉茶或凉水，饥了不是吃剩饭，便是啃几口冷漠。日积月累，身体逐渐消瘦，头发由黑转灰，又由灰变白，到后来头发、眉毛、胡须全成白色。不知道他年龄的人，还以为他七老八十了，其实是受了心灵创伤，身体摧残，生活折磨所致。

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那年5月20日在县医院的门口。见他面容憔悴，骨瘦如柴，问他那里不舒适，他一手搂起上衣，一手拉我的手按他的腹部。我一触摸明显感觉腹部有肿块，将肚皮顶起一个包。问他让医生看了没有，他说看过，已办好住院手续。我向他说了些安慰的话便离开了。不成想这次见面竟是我们之间的永别。

     事候我才知道，医生已确诊他是肝癌晚期，因医疗费困难，又无人护理，住院3天就回乡下，两个多月后即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作为他的生前好友，在向他表示深切哀悼，祝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他将他的人生悲剧一起带到那个世界去，不让它在活着的人群中重演。朱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