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4年1月1日至2014年6月23日，据媒体公开报道的不完全统计，共有多达44名国企高管落马，平均一周有两名国企高管被查。其中，能源行业以9名高管落马的数字，排名第一。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张步峰对《法制晚报》记者说，国企腐败案中，“一把手”涉案占比高，同时，垄断行业是腐败案的高发地。

　　特点解析

　　“一把手”权力过分集中

　　统计发现， 2014年共有25名国企“一把手”落马，占比高达56.8%。“一把手”既是官员，又是企业高管，在国企中的权力过大。

　　张步峰认为，目前，国有企业的权力结构不科学，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都重叠在一起，权力构架不合理、职责不分明和法定责任不到位而缺乏对权力有效制衡，导致一把手的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监督。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张步峰说，缺少监督为腐败创造了制度空间。

　　大型国企被赋予垄断地位

　　国企反腐败的重点放在了一些著名的大型国企，包括中石油、中国移动、中国远洋、中国冶金、中国电信、国家电网、中国出口信用保险、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出版集团、华润集团、三峡集团等11个央企都被卷入其中。

　　在44名落马的企业高管中，涉及到能源行业的人数最多，共有9名，分别来自石油、燃气和电力等企业；通信行业紧随其后，共有5人。银行和文化出版业并列第三。

　　张步峰认为，大型国企大多具有公权力赋予的垄断地位，实际上掌控了国家的经济命脉，在国家监管、社会责任与公益目的弱化的情况下，企业高管会倾向于通过各种方式谋取私利。

　　“为了私利对国有资源上下其手、任意处置，这是很可怕的。他们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不亚于那些掌握着公权力的官员腐败的危害。”中国人民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周淑真教授说。

　　高管间形成小利益集团

　　国企的腐败呈现出集团化趋势，即在多数案件中，国企高管形成小型利益集团共同谋取不当利益。

　　“今年查处的中石油、中移动、华润集团、中国出版集团、玉门油田相关腐败案件，涉案的高管都超过两人，高管之间存在较明显的利益关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张步峰说。

　　国企高管作为市场主体的决策者，可以根据自己意愿选择主要交易对象、交易条件和交易契约。在这种市场化运作过程中，他们很容易将自己的私利隐藏在市场化交易中，规避监管。

　　常见的方式，就是将本该属于国企的收入以回扣、受贿等方式转移到亲朋或自己手上。

　　如黄小虎从滁州卷烟厂厂长到安徽军工集团董事长，一直担任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但另一方面，他实际控制着多个企业，操纵这些企业与国企交易，为其个人赚钱和洗钱。

　　高管腐败金额远超高官

　　分析显示，企业高管腐败，涉案金额动辄上亿，远远高过官员腐败的平均金额。

　　如三峡集团原机电工程部主任饶道群在香港开立的账户中，被发现的金额就超过2000万元。

　　安徽军工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黄小虎因贪污、受贿、行贿等多项罪名被移送司法机关查处，涉案金额达3162.1万元。

　　再如山东省济南城市建设投资集团原党委书记、董事长赵明奎利用职务便利，贪污51万余元，收受他人贿赂92.7万元，挪用公款500万元。

　　周淑真教授说，国企实际上就是一个企业代表国家，在某一个行业或某一个业务范畴之内行使经营权。

　　而国企、央企的高层管理者，基本上都是由党的组织部门调动和委派的。

　　因此，党管的干部，也包括这些企业中的高层管理者。

　　从某个方面来讲，国有、央企的高层经营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公权力的行使。

　　所以，纪检监察机关应重点关注国企、央企的高管人员，达到预防腐败和及时发现腐败的目的。

　　周淑真表示，尽管在国企、央企中都设有纪检监察部门，但从目前来看，企业中纪委所起到的监督作用，比地方政府纪委的监督效果要更差。

　　在一个企业中，老总就是最大的领导，谁敢监督他？可以说，有能力监督的人看不见，看得见的人又监督不了。

　　根据中纪委在今年3月公开的信息显示，在其12个纪检监察室中，第五纪检监察室主要联系国资委和央企等。

　　周淑真建议，中央应加强中纪委对大型国有企业里纪委的垂直管理力度。

　　此外，董事会制度改革有助于削弱企业高管的寻租空间，也是一种比较好的探索。

　　周淑真还特别提出，当前很多官员在退休后会到企业里，利用自己熟悉的人脉，帮企业和自己谋利。这种行为对社会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纪检监察部门也应予以关注。（记者 纪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