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政報告後民望彈升

香港特區政府行政長官梁振英1月15日發表上任以來第二份施政報告，報告全稱為「讓有需得的得到支援，讓年輕的各展所長，讓香港得以發揮」，這是香港回歸16年來標題最長的一份施政報告，不僅題目長，內容和措施也達160項之多，涵蓋9大範疇：扶貧安老助弱、土地房屋、教育及職業培訓、經濟金融、交通運輸、醫療衛生、環保、文康市政、管治與行政，總共涉及財政開支約200億。繼去年第一份施政報告之後，梁振英繼續把扶貧、房屋問題列為施政重點，大手筆增加福利開支，特別是針對N無人士在職低收入家庭施以援手發放津貼，這些措施對紓緩貧富懸殊、化解深層次的社會矛盾邁出正確而重要一步，特首梁振英民望應聲彈升3.3%，乃是意料中事。但福利開支一旦增加，往往是加易減難，甚至只加不減，商界和中產階層擔憂香港漸變成福利社會，報告發表後，梁振英出席多個公開場合被傳媒和公眾人士追問多支出的大約200億，錢從何來？未來會否因此而需要加稅？梁振英的解釋未能令人滿意。而施政報告未有對香港面臨的挑戰表現出足够的危機意識，實在令人感到遺憾。

今年施政報告最矚目的內容是，政府動用30億津貼在職低收入家庭發，每個符合條件的家庭每月可獲2,200-2,600元，共有20萬家庭71萬人受惠。政府官員表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不設居港期限，希望有助紓緩新移民供養子女壓力，而界定「在職低收入」家庭的標準和實施細節，將在稍後公布。政府過往的扶貧措施，受惠對象通常是老、病、傷殘、失業人士和綜援家庭，前幾年推出的跨區交通津貼，主要目的是鼓勵就業，但資助金額有限，實際申請人數僅區區2、3萬人，遠較預期的20萬人少。今次資助對象銷定在職低收入家庭，觸及過往扶貧政策的「死角」，明顯是回應社會N無人士的訴求，每月2,200-2,600元的津貼，相當於符合條件家庭每月收入的三分一至四分一，作用不小。對那些一家三四口迫住300-400呎板間房，每日節衣縮食的低收入家庭，這筆津貼對他們減輕生活壓力、改善生活質素實在意義重大。

19%人口生活在貧困線下

資料顯示，香港人均GDP迫近4萬美元，超過英國意大利等西方發達國家，但另一方面卻仍有多達130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佔總人口19%。貧富懸殊成為香港最嚴重的社會問題之一，梁振英上任後加大扶貧力度，重設扶貧委員會、召開扶貧高峰會議、訂出貧窮線、增加老人生活津貼等等，加上今次對症下藥對20萬在職收入家庭提供津貼，顯示梁振英對扶貧的確有心有力。預料在職低收入家庭津貼計劃，可令3萬多個家庭脫離貧困線。施政報告出爐之後，包括反對派在內多個政黨對這項扶貧措施表示歡迎，至於少數人士指摘梁振英灑公帑收買民心拉抬民望，這種先入為主的言論，充其量只能在香港多元化社會上聊備一格。

房屋和土地問題是今年施政報告另一項重點。去年梁振英首份施政報告，房屋問題佔據最大篇幅，不過可能當時梁振英甫上台即面對突如其來的種種危機，疲於救火，所以在首份施政報告中對房屋問題多為中長期規劃，缺少近期可操作的具體項目。今年施政報告關於房屋和土地問題著墨不算多，但內容更加全面：政府接納長策會提出的10年建屋47萬個單位的中長期目標，當中公營房屋佔六成，公營房屋供應較去年承諾增加36%，當中居屋每年供應量由原來5000伙增加至8000伙。為達到上述目標，未來五年將增加80幅住宅地。此外，醞釀多時的南區薄扶林華富邨落實重建，加上該區5幅土地改作住宅用途(其中4幅現為為綠化地帶休憇用地等)，一共增加1.19萬個公營房屋單位。除了增加土地供應，施政報告還建議放寬住宅地積比率兩成，例如啓德發展區和屯門東的地積比率可由5倍增加至6倍。至於商業用地方面，報告建議透過填海發展東大嶼山都會，以及在港島九龍的尖沙咀銅鑼灣等四區發展地下空間。

房屋問題，關乎市民的生活質素。香港居住條件普遍比較狹窄，人均住房面積僅15平方米，少於上海的18平方米和深圳的29平方米，經濟發展水平和香港相若的新加坡，人均居住面積為30平方米。為了改善香港市民的居住條件，回歸後首任特首董建華曾提出一個雄心勃勃的「八萬五計劃」，即每年建房屋8萬5千個單位，可惜碰上亞洲金融風暴，結果董特首的八萬五成了摧毀香港樓市的罪魁禍首。作為當年有份參與八萬五決策的梁振英，對這段經歷遭遇當然不會不引為教訓，因此上台後一方面推出辣招壓抑熾熱樓市，另方面千方百計增加土地供應，終令近年樓市只升不跌的神話結束，與此同時樓市暴跌的情況並沒有發生。事實證明梁振英房屋政策方向正確，措施有一定成效。

不再提「港人港地」民粹概念

筆者留意到，今年施政報告的房屋措施，沒有再提「港人港地」這類有民粹之嫌的概念。香港作為多年蟬連經濟自由度全球第一的經濟體，任何限購干預市場措施都有悖經濟自由的價值觀，只可在特殊情況下偶一為之，何況所謂「港人港地」明顯針對內地買家，有礙香港和內地之間的經貿發展。解決香港房屋樓市問題，歸根究底要透過市場機制，靠供求關係。施政報告不再提「港人港地」概念，可視為梁振英房屋政策趨於成熟理性的標誌之一。

不過，在保育概念高唱入雲年代，施政報告提出的填海、改變綠化土地用途等計劃，如何爭取民意，如何遊說立法會各黨派支持，絕對不是一件輕鬆的事情。換言之，要實現10年建屋47萬伙的目標、每年增加3000伙公營房屋供應等等，仍存在很多不明朗因素，非特區政府所能決定。除此之外，今年全球經濟形勢出現新的變化趨勢，美國聯儲局量寬貨幣政策正在收縮，超低利率時代隨時可能結束，特區政府在推行上述房屋政策，包括繼續實施壓抑樓市炒風的辣招時，應該保留一定的靈活性。

青少年也是今年施政報告的主要受惠群體。報告提出多項資助學生升讀大學計劃，包括2015/16學年起，逐步增加8間資助院校高年級收生學額，至2018/19學年，副學士畢業生升讀銜接學位，將由現時每年4000名額，增加至5000名額。另外，由2015/16學年開始，資助每屆1000名學生修讀指定範疇的學士學位課程。除此之外，報告提出設立奬學金供到內地升讀大學及升讀境外知名學府的學生申請，而另一項1億奬學金計劃則資助本地大專院校錄取在體育、藝術、社會服務表現卓越的本地學生。上述五項措施，透過本地、內地和海外三條途徑，多管齊下增加本地學生升讀大學、修讀學位的機會，顯示特區政府對學生升學難這個存在多年問題的重視和承擔，學生、家長和教育團體對此普遍表示歡迎。報告還提出職業培圳、幼稚園學券、少數族裔學習中文等資助計劃。

概括而言，今年施政報告在扶貧助學方面，決心大、出手大，措施比較到位，充分體現梁振英的管治哲學：關懷弱勢，梁振英今次開倉濟貧，連反對派也難找到反對的理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在施政報告發表後當晚，成功以電話訪問1017名巿民，梁振英的民望在施政報告發表後，支持度明顯上升3.3分至48.9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主要官員的民望也普遍上升，這對梁振英以及整個管治班子無疑是一項好消息。

不過，港大的調查發現市民對今年施政報告的評分為54.1，低於去年的56.4，不滿意率則為31%，高於去年的24%。對今年施政報告不滿的聲音，主要來自中產和商界。中產特別是中低產家庭既買不起私樓，又不够條件申請公屋，面對薪金上漲跟不上租金上漲，只好被迫年年搬屋，愈搬愈窄，愈搬愈遠，生活質素每況愈下，面對社會上出現中產向下流動的趨勢，施政報告並無提供任何協助，甚至談不上正視這種現象，這部分市民的不滿，實在是理所當然。至於商界的不滿，並非反對梁振英開倉扶貧，而是因為施政報告對如何提升香港競爭力，如何為香港經濟中短期發展注入動力，除了一項落實前景不明朗的東大嶼山都會計劃，著墨少得可憐，《信報》社論形容施政報告在經濟發展問題上「點到即止」。扶貧的錢應該花，津貼在職低收入家庭也有需要，但每年經常性開支增加200億，錢從何而來？報告沒有交代更沒有作出安排。政府要進行二次分配，首先要解決收入來源，以目前特區政府坐擁7400多億財政儲備的狀況，每年多花200億當然不成問題，但萬一經濟形勢轉壞怎麼辦？再來一次金融風暴怎麼辦？商界和中產擔心要加稅，不是擔心現在，而是擔心未來。財爺曾俊華表示，在人口老化大趨勢下，「要保障公共財政的可持續性，將會愈來愈困難」，這句話可圈可點。

危機意識不足未展示抱負

其實最大的問題不在施政報告沒有做到一碗水端平令全人類都滿意。《經濟學人》雜誌幾乎和施政報告翌日發表新一年度《亞太商業展望調查報告》，指出由於中國經濟實力逐漸提高，商業決策中心逐步北移到北京和上海，香港多年來作為「中國門戶」的角色堪憂，在國際市場的商業價值和競爭力出現極大危機。報告指出，香港的碼頭吞吐量已被深圳超越，跌出全球三甲，而離岸人民幣地位的優勢，亦受到新加坡和台灣的挑戰，香港的金融業和物流業還面臨內地自貿區的威脅。遺憾的是，整份施政報告既看不到有這方面的危機感，也沒有展示面對全球經濟和中國經濟發展新趨勢新形勢，香港應當如何重新定位的抱負和願景，廣大市民也許會認同報告大部分內容，卻很難因報告的內容而對香港前景增強信心。這究竟是梁振英不認為香港經濟前景面臨嚴峻挑戰、存在危機，還是他認為今時今日要搞好香港管治，扶貧大過天，其他事情都要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