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97年盛夏的一天，一位退休老教师，一位不到古稀之年的人。带着不平静的心理 ，不安的眼神，走完了他的一生，到那个没有忧愁、没有烦恼、没有病痛，安安静静、公公正正的世界去了。熟悉他的人们从他生前不好的出身，不幸的婚姻，不和睦的家庭，蒙受不白之冤，身患不治之症；从他死后潦潦草草、静静悄悄葬于荒冢，不禁发出一声声感叹：他这后半生生活得好苦，好累！这种种不幸怎么全摊到他的头上，命运之神对他太不公平了！

1929年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有着一个梦幻的童年，金色的年华。我和他同住一个村庄，同一个姓氏。他长我一辈，大我两岁。我们是少年伙伴，同窗学友，是数十年的挚友。

我和他还有另几个同年龄段的孩子，常常在一起玩耍做游戏。春季去野地里抽茅芽、挖胖婆娘腿（一种路边野草味甜可吃）、采野花、捉蝴蝶，或上树扒鸟窝，房檐下掏鸟蛋。或用杨柳树枝编帽子，做哨子（用长约2寸的柳树枝除去中间木质留下外皮，像唢呐一样可以吹响）。夏天下河蹚水、洗澡、捉鱼，捉螃蟹。秋季上山采野果，扒花生，摘柿子；在外面烧红芋，烧玉米穗。去稻田捉泥鳅，树上捉知了（蝉的俗名），草丛抓蟋蟀。冬天下雪堆雪人、打雪仗，河里结冰，去滑冰、玩冰块。还时不时地玩跳绳、逮羊、滚铁环、捉迷藏。

到了上学年龄，我和他又一起上私塾，念《三字经》、《百家姓》、《弟子规》，读《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书。

1941年春，青山联保处成立中心小学，我和他又一起去哪里考学 。我们同时考上四年级，在同一个教室听课、做作业、写作文，同一个宿舍住宿。

我们家乡离青山 20里路，要翻三座山，走四条沟，因都是孩子不敢独来独往。不管礼拜六回家，还是礼拜天去学校都要走在一起。若在山顶或沟底休息，还要面对面地坐着相互了望放哨，担心野兽侵袭。

我们在青山同了3学期的学。当我上到五年级上学期后，因家庭困难辍学。他一直上到高小毕业，接着又在县城里读完中学。

也就在城里上中学时，他加入了“三青团”敌伪组织，为他的人生埋下了隐患。

完成学业不久，17岁的他就完了婚。配偶与他同成份、同学历、同年龄，称得上是郎才女貌门当户对的人生伴侣。数年后他们就有了两个聪明活泼的男孩。建国初期夫妇双双当上了人民教师，工作一帆风顺，生活幸福美满。

他在乡下教书，我在城里工作，平时我们很少见面。只是每逢春节放假在一起聚一聚，谝一谝，玩一玩。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58年正当他事业有成，憧憬未来之时，一个晴天霹雳劈头盖脑打在他的头上：组织上宣布他有严重历史问题，给予开除公职，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遣回农村监督劳动改造的处分。自此他被剥夺了工作权利和人生自由，成了人民的专政对象。

“屋漏更遭连阴雨，行船又遇顶头风”。让他意想不到的，在受刑事处理不久，他的婚姻又发生了严重危机，结婚十多年的妻子，带着小儿子同他离了婚。此时他只有同他年迈母亲与大儿子相依为命，苦度光阴。在劳动生产中出的牛马力，干的脏重活，拿的低工分，分的次等粮，吃的瓜菜代，穿的破衣衫。

生活艰苦倒可忍受得了，怕的是精神压力与人身摧残。生产队、大队、人民公社，每每召集地、富、反、坏、右开会，轻者要他交代问题，坦白罪过。重则小会批判，大会斗争。特别是在动乱年代，动不动给头上戴高帽子，背上背着大字报，胸前挂着大门板，游乡示众。每次过后累得他大口喘气，大汗淋漓，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几次想一死了之，但考虑到上有老下有小，又打消了轻生念头。这种痛苦生活一过就是21个年头。

老子被管制，儿子受株连。随他生活的大儿子成了黑五类，受到人们的压制与歧视，不能当兵，限制上学。文革中更受到身心摧残，不是站会场受批判，就是绳捆索绑，殴打悬梁。

在这段时间，我回家只偶然见面，相对无言。不是我落井下石，对朋友不忠，是那个特殊年代所不允许的。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执行安定团结方针后，经过落实政策，他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甄别。事后我从落实政策人员那里得知，他本是三青团的分队长，按照敌、伪、军、政、警、宪划定界限，三青团的区队长才是敌我矛盾，给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他是当时审干搞扩大化给造成的错案。落实政策给他恢复了公职，继续当教师，政治上获得了自由，生活上有了保障。很快妻子与他复了婚，小儿子又回到身边。几年之后他提前办了退休手续，让大儿子接班，给娶了媳妇，一家人又团团圆圆，和和美美。

好景不长，祸不单行。不知什么原因，妻子同他再次离婚，彻底决裂，小儿子也随母亲改了姓氏。

我活了80多岁，在我所见所闻的人群中出现结婚，离婚，复婚的，只是凤毛麟角；结婚，离婚，再接婚，再离婚的情况，绝无仅有。可能在百万人口中不一定有此一例。然而这种离奇古怪的事就偏偏发生在他的身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受“代沟”的影响，他的大儿子与他反目为仇，争吵不休，只有以分居告终。

政治蒙冤，婚姻破裂，家庭不和，使他长期过着形单影只，孤独无缘的悲惨生活。为了摆脱这种生活环境，也为了得到精神上的安慰，使他与麻将结下不解之缘。今日打明日打，上午打下午打，甚至夜以继日地连轴转。一下麻将场常常是头晕脑胀，筋疲力尽。困了倒床便睡，渴了喝几口凉茶。饥了不是吃剩饭，便是啃几口冷漠。日积月累，身体逐渐消瘦，头发由黑转灰，又由灰变白，到后来头发、眉毛、胡须全成白色。不知道他年龄的人，还以为他七老八十了，其实是受了心灵创伤，身体摧残，生活折磨所致。

我们是从小到老的叔侄，又是多年同学。在他退休之后，我每次回到老家，总要去看看他，问问他的生活环境与身体状况。分居后他住在一间昏暗潮湿房子里，床、桌、箱、柜，还有3副待售棺材与他为伴。生活上省吃俭用，衣服有旧的不买新的，饮食能凑合就凑合，头痛脑热吃几片药应付一下。

1993年春，我回老家修墓，一有空就到他家去玩。他也多次来到墓场转转，还送给我两株棕树，栽在我的墓前。我问他你不修个墓，他说我身体还好着呢，以后再考虑修吧。他还没顾上为自己修墓，就离开人世了。

我同他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他去世那年5月20日在县医院门口。他面容憔悴，骨瘦如柴，问他那里不舒适，他一手搂起上衣，一手拉我的手按他的腹部。我一触摸明显感觉腹部有肿块，将肚皮顶起一个包。问他让医生看了没有，他说看过，已办好住院手续。我向他说了些安慰的话便离开了，不成想这次见面竟是我们之间的永别。

  事候我才知道，医生已确诊他是肝癌晚期，因医疗费困难，又无人护理。住院3天就回乡下，两个多月后即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作为他的生前好友，我只有向他表示深切哀悼，祝他一路走好。也希望他将他的人生悲剧一起带到那个世界去，不让它在活着的人群中重演。

商南县财政局退休干部 朱峰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