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减速，关于中国改革的争论也开始变得越来越多，这其中主要存在着两种较为极端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该从根本上改变现行体制，尤其是应该快速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的下一轮改革应该基于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这样的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国有企业的发展前景仍然较为乐观，那么也没有必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

    之所以这两种观点都较为极端，是因为第一种观点或将酿成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并导致经济政策的民粹化，经济增长止步不前，使中国提早进入中等收入陷阱。而第二种观点则可能将中国带入苏联式的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恶化社会经济矛盾，使执政党的合法性丧失，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倒退的极左思潮在作祟。

    在经济减速的背景下不断加剧的改革争论，不仅表明了不同利益集团的诉求，事实上也为新政府提出了一道难题。笔者认为，面临争论，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们应该从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来考虑问题，并有所作为，搁置争论，推进一些代表多数人利益的、同时对整体经济存在明显正面作用的改革举措。换句话说，新政府不应该用静态的“稳增长”和“调结构”之间进行取舍。从中国改革历史的逻辑上来看，一直以来，中国的政策决策者们也相对习惯于“渐进式改革”的步伐，同时，“公平与效率”可以通过市场化的竞争的手段来解决，这一模式30多年来也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变化。

    事实上，从这样的逻辑出发，中国仍然存在着大量有共识的，且有待执行的改革领域，而这些改革仍可以释放出可观的经济正能量。

    在金融领域，市场较为清晰的一点是，金融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的资源配置不合理，这导致了资源过度向国有企业集中，而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足够的信贷支持。国有企业与国有银行之间存在着大量的“深度合作”，并通过资金空转来获得大量的会计收益，而需要资金支持其主业发展的中小企业却难以获得银行的青睐。这背后的逻辑却透视了国有银行激励制度的缺失，那就是，“资金空转”不存在太大的信用风险，而给一个企业直接的信贷支持却存在着明显的风险。这样的激励制度很难在中国产生真正意义的银行。

    事实上，通过降低金融行业的准入门槛，就能够从很大程度上解决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大量的民间资金无法寻找到合适的渠道，而中小企业却也无法获得稳定而相对廉价的资金。如果中国能够放开民营银行的准入、并发放更多的银行牌照，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资金错配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这样的一种“去垄断化”事实上早就得到了市场的广泛认同，但在过去10年却未能得到真正的落实。另外，中国也应鼓励资本市场的发展，允许大型上市企业到资本市场去融资，减少对银行系统的依赖。这样以来，中国的银行，无论大小，也会去关注中小企业。金融市场的改革也会改变中国前30年所不能解决的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金融领域中另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负债问题，这也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一个“定时炸弹”，但笔者认为拆解这个定时炸弹却并不困难，其实，与中国地方政府的资产相比，地方政府的负债并不过高，根本上来说是中国地方财政的风险是因为地方政府缺乏长期而稳定的融资渠道，而中央一方面鼓励地方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通过法律阻止地方政府公开举债。解决这样的问题，根本上来说是要求地方政府为自身的财政收支状况负责，并通过地方政府从债券市场发行长期债券的方式，来解决其自身的“权利与义务错配”以及“融资与投资期限错配”的问题。

    “去垄断化”在服务行业也应该得到更快的推进，中国大量的公共服务（医疗，教育，电信，铁路，航空）仍旧掌握在国有资本手中，如果这些领域能够对民营资本开放，这不仅有利于通过竞争增强效率，也能够为整个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仍然显得较低，数据显示，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大约为40%左右，而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却大约在55-58%左右，据相关测算，如果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未来10年上升至60%左右，将创造大约8000万个就业岗位。其实，中国前30年的改革已使中外资本可以无条件的进入制造业。

    综上所述，中国仍然有大量亟待改革的领域，这些改革的方向并没有太多的争议，并不触及政治体制的改革，有些争论也早已在前30年的改革当中得到平息。只要开放市场，引入竞争，这些改革并不难。而重要的是新政府有没有意愿去做。此外，这些改革的推进不仅有利于避免经济的进一步下滑，同时也可以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未来的改革创造较为良好的条件。需要指出的是，与朱镕基时代的改革相比，中国现阶段的改革具有更好的共识和内部条件，应该容易得多。这是因为，上述改革将会为中国创造千万以上的服务行业的就业机会，而不是使成千上万的国企工人下岗。上述改革也将使民众的生活更加富裕，有利于中国梦的加速实现。所以，改革路线争论可以休矣。过度的争论反而是对这种良好改革共识的反叛与倒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