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策的《命运之魅》为例

张友文

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份问题已发展成为批评理论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早在1985年，当代著名现象学诠释学家保罗·利科就在《时间与叙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叙事身份/认同”的重要概念。所谓叙事身份/认同，是“人类通过叙事的中介作用所获得的一种身份认同。”

张策的中篇小说《命运之魅》（2013年第3期《啄木鸟》，第3期《小说选刊》和同期《中篇小说选刊》转载）将历史叙事从国家和革命的控制之中拯救出来，堪称典型的警察家族叙事。作家把警察家族的命运和笔下人物的命运同民族、时代紧密结合起来，对生活的开掘往往要比一般小说深刻得多，人物形象也往往更具立体感，也更具有典型意义。小说通过对五代警察家族的追问，体现了作家历史意识中的现实关怀，实现了对警察陈郁身份的确认，也获得了对警察家族的身份认同。

警察家族的身份认同是通过多重叙述来完成的。对于一个叙事性文学作品的阅读，读者最直接的愿望是弄清楚故事的来龙去脉，人物的命运归宿，即直抵那个故事的本来面目。而《命运之魅》是通过对遥远的历史时空进行文化想象与回望来实现警察家族身份的认同，进而使得情节异常曲折，也使文本的侦探味道大增。此小说将“我”这个红色家族五代人从警故事讲述得有声有色、跌宕生姿、引人入胜。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夕，城头变换大王旗，警察的命运因此而显得异常诡秘，“我”祖爷爷死在乱枪之下则令人唏嘘不已。随着时间的流逝，陈郑和陈郁两兄弟相继长大成人，在那个退隐山林的老警察推荐下入了警校，传承父业。接着，两兄弟在新人和新思想的感召下，政治立场都在悄悄地发生改变，一个立竿见影，投奔革命，追随共产党；另一个潜移默化，学会潜伏，成为地下党。

此小说叙事空间由错综复杂的多声部组合而成。“我”、老校长、“我”奶奶、“我”父亲等几个人物各自分别叙述，而每个人都叙述出一个自己眼中事件真相，因此往往显得不可靠。作为我们读者，不能轻易相信他们每个人的叙述。譬如“我”叙述“陈郑是陈庭生的私生子并不是我凭空杜撰。”但是，老校长却说陈郑是陈庭生同事肖建平的后代，陈庭生收养陈郑是“义结金兰”的传承。再看，“据老校长告诉我，陈郁和陈郑后来都当了警察，但是，他们最终走了相悖的道路。他们于1931年时一起考入警官学校，陈郁后来一帆风顺地当上了国民党警察，而且官运亨通，甚至传说入了‘军统’。陈郑却在入学一年后退学，失踪了一段时间后出现在共产党某省省委政治保卫局的干部名单上。”父亲却说：“对于咱们家的那些事，我早了解过的。陈郁，是长期潜伏在敌人内部的我们的人。”由此可见，父亲的话却又把老校长的叙述给全盘否定了。“父亲的话在我面前打开了另一道门，这道门里的历史更惊心动魄，更充满戏剧性。陈郁和陈郑最后竟然殊途同归了，那么让陈郁最终选择和弟弟走一样道路的契机在哪儿呢？”

小说中几个人各自的叙述形成了一个众语喧哗的“场”。在这个“场”里，每一个人的叙述话语都是一个“能指”， 能指在叙述中不断花样翻新，但却只是指向叙述人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并没有指向真实发生的事件，当然，也不可能指向真实发生的事件。文本中祖辈的过往相当大一部分都无可考，只能凭借“我”的合理想象来完成。根据后经典叙事学理论来分析，读者的阅读是一种伦理行为，用费伦的话说，就是“伦理取位”，也就是文本通过向读者发送信号，收到预期的具体伦理回应，而个体的伦理回应则依赖于那些预期目标与我们自己的特定价值以及信念之间的互动关系。^①保罗·利科也宣称：“绝没有伦理上保持中立的叙事。”是的，小说中陈郁和陈郑两兄弟尽管读的是国民党所办的警校，最终他们还是弃暗投明，坚定地站在共产党这一边，皆因信仰使然。品味陈氏两兄弟审时度势之举，我们读者在阅读中会情不自禁地发出赞颂性的感叹。因为叙事一旦在人类时间中展开，就已包含着显在或隐在的价值判断。叙事者所采用的劝说策略不可避免地将某个世界加诸于读者，而这个世界从来都不会在伦理中维持中立或缄默，反倒或明或暗地促成对世界的及对读者本身的新评价。^②

哥哥陈郁与弟弟陈郑在武汉相遇时，为什么哥哥会放走弟弟？后来，哥哥又为何“出卖”弟弟？一连串的谜语直到小说末尾才解开了，即“情报是第一位的，党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这样的“伦理取位”完全符合读者的预期目标，也能满足他们的阅读期待。

鲁迅先生说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复述古事并不专是好奇，还有他的更深的根据：他想从含有这些材料的古人的生活当中，寻出与自己的心情能够贴切的触著的人或物，因此那些古人的故事经他改作之后，都注进新的生命去，便与现代人生出干系来了。”^③同理，《命运之魅》中心仪的警察形象寄寓着作家张策自己的审美理想，如恪尽职守、重情讲义的陈庭生以及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陈氏兄弟等警察人物所彰显出的警察意识在浮躁、世俗的当下熠熠生辉，对庸常的国民依然能起到精神鼓舞之作用。

《命运之魅》中关于陈庭生、陈郑、陈郁和“我”爷爷、“我”父亲的身份认同是通过叙事的中介作用来实现的。保罗·利科认为叙事身份/认同适用于个体，也能运用于群体。文本关于警察家族的身份认同却是通过多重叙述来完成的，正如《圣经》中有关以色列民族的身份认同是通过反复叙说、解释和修正关于其祖先的故事。“通过讲述这些被看作是见证创建历史的大事的故事，以色列民族从对这些叙事文本的接受中获得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并成为拥有这个专名的历史共同体。”^④

家族小说的兴起和中国思想界与知识界告别革命以及重返日常生活的思想史脉络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激活并加快了中国作家的家族小说创作热情，丰富了他们的精神内涵和表现技巧，深刻地影响到了20世纪后期以来的中国家族小说乃至当代文学的发展，这种影响已经并将还会为此后的创作实践所证明，^⑤《命运之魅》的问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此篇家族小说将辛亥革命、国共矛盾等重大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点染，着力追溯年轻女警察郑小婷的家谱，将警察的职业特征描绘得淋漓尽致。正如张策的创作谈中所言：“警察这个职业是痛苦的，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有很大的毅力，付出很大的牺牲。基于当今传媒的高度普及，褒奖也好，责骂也罢，这个结论大概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可这样一个痛苦的职业却吸引着许多人投身其中，而已经投身的又往往为之沉湎。这种奇特之处很值得研究。是人类对自身荣誉感与正义感的维护？是天然的善良与英雄情结的爆发？是信仰？是兴趣？抑或是……”^⑥

由此可见，张策的创作动机旨在反思历史，用多声部的表达探索缺席的没被记住的历史，进而改写被主流历史观所忽视或被边缘化的历史，还原历史真相中的警察生存状态，再现历史是为当下做准备。当下，精神颓废、信仰迷茫、理想失落，国人渴望英雄模范，呼唤正义公平，《命运之魅》正好切入国人麻木的神经。如果说此文本与政治有联系的话，窃以为，频繁出现的“党的利益是第一位的”这句话则最具政治性。“笔墨当随时代”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此作与“当下”联系甚紧无可厚非。如今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即“忠诚、为民、公正、廉洁”。忠诚是作为一名人民警察最宝贵的品格，最基本、最重要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标准。人民警察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做到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若将《命运之魅》与现实对接，便会昭然若揭。当今时代的人民警察不也常常处于危险的境地么？不也常常遭老百姓误解么……

文学是审美的。文学创造说到底是“务虚”，即“无用之用”，是对人类心灵的调剂、滋润或充盈，它让那些被“权力政治”湮没了的心理机能——勇气、荣誉、希望、自尊、同情、怜悯与牺牲精神――得以补偿性复苏、舒卷和挥洒，使每一个体的人格构成趋向健全。^⑦诚如是，《命运之魅》在追问身份认同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在这警察家族叙事中，因张策注入的主观情感因素较多，从而使得作品诗意往往比较轻盈，也就更具艺术感染力。

张策像莫里森一样，善于运用历史事件或历史语境作为自己小说的前文本，发掘隐藏于个体经历中的历史真相，还原被主流历史改写或被遗忘的警察生存状态。莫里森拒绝人为区分历史与虚构，认为艺术家是“最真实的历史学家”。由此可见，张策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并置于虚构文本中，用虚实相生的手法使抽象的历史具象化，进一步实现了对历史编撰的文本化干预，向人们展示出当年警察生存真相并彰显警察意识。^⑧

参考注释：

①戴卫·赫尔曼主编：《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②刘惠明：《“被叙述的自身”——利科叙事身份/认同概念浅析》，2010年第6期《现代哲学》。

③《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582页。

④刘惠明：《“被叙述的自身”——利科叙事身份/认同概念浅析》，2010年第6期《现代哲学》。

⑤赵树勤 龙其林：《<喧哗与骚动>与中国当代家族小说的故乡叙事》，2012年第1期《外国文学研究》。

⑥张策：《命运：永远的文学主题》，2013年第3期《中篇小说选刊》。

⑦吴子林《“重回叙拉古”——论文学“超轶政治”之可能》，2013年第3期《小说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