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有一年左右没见到陈宝成了。曾都在新京报工作，后来他去了南方都市报北京站工作。我去南方周末北京站工作后，他在我们楼下办公，在他的办公室见过一次。寥寥数语，别过后在成都短暂见过一面，此后再不曾见到。后来，听说他去了财新的《新世纪周刊》。

此后，微博上常有他带领乡邻抵抗强拆的消息。我不太喜欢转发别人的微博，但他呼救的所有微博几乎都转了。不过，三五天后，我以为尽力了、没用了，又悄悄删掉。

今天上午，突然看到了一张他的照片。他抱着一把形似铁锹或锄头的物什，双腿盘坐在马路上。后来我知道，他拿着的是一个二齿钉耙。我至今不知，宝成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武器。旁边，是和他一起抵抗强拆的乡亲和闻讯赶到的警察。宝成鼓着腮帮，两眼低垂看着地面，表情有些悲壮。

媒体的报道说：

 挥舞着二齿钉耙，陈宝成冲向一台挖掘机。司机一时间不知所措，巨大的吊臂在半空中左右扭动，发出「嘎吱吱」钢铁的扭曲声。陈宝成站吊臂下对司机鞠躬，嘴里喊着：「对不起了。对不起了！」

看司机关闭了发动机，陈宝成又扑向另一台挖掘机，依旧站在吊臂下鞠躬。很快，现场的三台挖掘机都被他和村民们用身体逼得熄火停机。

然后，陈宝成席地坐在马路上，宣布绝食。十多名村民围坐到他旁边。

看完这段，心酸无比。最近数年，宝成都在带领他的乡邻们一起抵抗强拆，数次遭到不明身份者的袭击，多处受伤。他的处境，我很能理解。故乡，是我们无论走多远都无法割舍的。它就在你心里一角，不能太远也不能太近。远一点了思念，近一点了乡间一地鸡毛，让人看着难受。正如宝成，他目睹相邻遭遇不公正的强拆，回到家乡，不仅精神上经受折磨，肉体也受到摧残。

宝成大学时代在中国政法大学学法，毕业后在新京报担任评论员，后来又去南方都市报担任时政记者。一路走来，都在阐释法与今日中国的种种关系。我常叹服，宝成对中国政治局势、高层人士变动等诸多信息，信手拈来，常有高论。文字里，宝成是一个洞悉中国政治的资深媒体人。可是，在自己的家乡，宝成成了一个“钉子户”，他无法靠自己所学的法律知识保护自己和乡邻，不得不扛起钉耙冲向庞大的挖掘机。

在河南，一群河南籍的记者常聚在一起，忧叹他们的同乡遭遇的不公待遇。愤怒时聚在一起叫骂，也写一些文章曝光。有人开玩笑，称他们为“豫奸”。我不清楚，这个玩笑是来自河南官方人士还是媒体的同行们。但不管怎么样，他们在河南的遭遇虽然比陈宝成强，但也好不了多少。

在中国，这样的记者不少。他们出身农村，大多数苦大仇深，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好好做人”。长大后，因各种因缘进入媒体成为记者，苦出身注定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嫉恶如仇，对公权力天然保持着警惕。当然也可以想象，这个群体里并非所有人都跟宝成一样，每个人的选择不同，宝成选择扛起钉耙反抗，有人选择了叫骂几句后妥协，也有人选择了与权力媾和谋取个人私利。

我是这个群体里的一份子。自小家境贫寒，体味了诸多人情冷暖，因贫困遭遇过冷眼，曾亲眼看到基层政府强征税费在农民家里打砸搬东西，我那两个刚刚成的年哥哥，曾因此跟那群看起来像地痞流氓的基层干部肉搏。我及家人也得到过很多好心人如中学时代多位的老师的帮助。这样的成长经历，注定了我对家乡的感情是爱恨交加。

在家乡，我也自有烦恼。2012年的十月，回乡探亲，正遇大旱，池塘泥土淤积，无水抗旱。我愤而在博客上撰文《被遗忘并抛弃的家乡》，涉及抗旱、交通等问题。文章受到关注，老家宣传部长打来电话质问：作为当地人，为何要写批评当地的文章。我至今不能理解，他凭什么认为我做为当地人不能为当地部分农民发几句牢骚。这样的宣传部长，我以为他是十分的无知与愚蠢。以他区区县委宣传部长的职务，找他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反倒会给他带来很多麻烦。不告知他，其实是为他好。他，却不领情。

我一介书生，除了能写几篇不咸不淡的文章，再无别的能力，他若能拍着胸脯告诉我他能替农民解决缺水和交通不便的问题，我自然乐得少写一点闹心的文章而坐等他解决这些麻烦。可我知道，他不行，我还得操笔摆弄并不高明的文字，去替乡亲们喊几嗓子。幸好，新任县委书记张汉平看了文章后，很体恤当地民生艰难，敦促相关官员解决了我提出的几个问题。

县委书记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尽管我对家乡仍有诸多的不满；宣传部长不再与我来往，尽管他还在当宣传部长我也还是一个记者。

事情，大概就这样了。我与家乡，也就保持着这样若即若离的关系。

和宝成比起来，我算是幸运的。家乡土地不值钱，强拆距离我的乡邻们十分遥远。没有资源，区域位置并无优势，乡人靠外出打工谋生者多，留守务农的都是老弱病残。穷是穷一些，但没有小化工厂来抢地、污染我们的空气。我，也不必放下笔拿起铁锹跟家乡的父母官们肉搏。

在那些到处都是强拆的地方，乡人家园破碎，仍有一些所谓的记者与家乡的父母官成了朋友兄弟。他们出入官员们的酒局、歌局、嫖局、赌局，与官员们称兄道弟穿同一条裤子。私利得以满足，人模狗样，乡邻在他们眼里成了贱民和刁民。

现实就是这样，一个记者若不与权力合作，很容易被官家贴上“仇官”的标签，甚至还可能写匿名信给你服务的报馆的上级部门，说你“偏激”、“反社会 ”。不合作者，如宝成只能扛起钉耙抗争，或者如我被冷眼对待，时刻要提防有挖好的大坑等着自己跳。

有一天，有个朋友在微博上感叹：家乡，再也回不去了。我们这一代，尚能勉强有乡可回，将来，只怕只能是把家乡做别乡、把别乡认故乡了。

这，就是我们，与我们的家乡。乡愁，已无处寄托。不知道，将来若有一天挖掘机开进了我家所在的村庄，我会不会也放弃笔扛起锄头。褚朝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