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镇领导与我们耐心沟通协商，我们愿以稳定为重，不再到各级上访。”在山东省信访局里，看到这封以自己口吻写成的“息诉罢访书”，63岁的王承银简直哭笑不得：他的工资还没要到，岂会息诉罢访？再看看上面伪造的他的签名和手印，王承银更觉无比荒唐：这明明是自己在借条上的签字，竟然被“偷梁换柱”了！

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个别领导干部，为阻止群众上访，竟然通过哄骗方式套取上访人亲笔签名，然后伪造“息诉罢访书”寄给省信访局，以此蒙混过关。熟料，这份“息诉罢访书”最终落到了上访者手里。谎言不攻自破，造假者“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在当地产生极坏的影响。

为讨工资，27位老人百次上访

王承银是淄博市张店区傅家镇黄家庄村民。2006年，他和村里其余26位老人，开始在村委会帮忙“打零工”。组织活动、传达通知、修坟修路、电力维护等琐碎工作，均由他们张罗。虽然他们不属于村委会成员，却承担了大量村务工作。村里按照每人每天27元给他们计发工资。

2008年至2010年，黄家庄村以“村集体经济入不敷出”为由，不再为工作人员发放工资。虽然连续3年没有领到工资，但是王承银在镇里看到，他们的工资支出，已被记入黄家庄村财务收支计划，并且备注“亏欠”。既然村里承认欠着工资，大家也就没有催要，而是继续干好工作。

2011年4月24日，黄家庄村两委换届。2011年9月26日，村委会突然贴出通知，以村财务“严重入不敷出”为由，一次性清退110多名临时工作人员，只留37人在职。王承银和其余26位老人，也在被清退之列。

但是，被清退之后，黄家庄村并没有为他们补发2008年至2010年3年的工资。更让他们郁闷的是，在黄家庄村2011年财务报表上，已经没有他们1至9月份的工资支出。王承银算了算，村里一共拖欠他们27人三年零九个月的工资，合计60余万元。

对于这笔工资，村干部一直以没钱为由拒绝支付。他们去找傅家镇领导讨要工资，镇里却百般拖延，迟迟不给解决。无奈之下，27位老人开始上访。一年多时间里，他们先后到张店区信访办、淄博市信访办、山东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上访百余次。

2012年4月10日，省信访局将接访文件([2012]1684号)转到张店区信访局，但未得到任何反馈。同年8月8日，省信访局再次向张店区信访局寄发《来访事项转送单》(鲁访转字(淄)[2012]第137号)，要求张店区信访局“认真协调处理”黄家庄村拖欠王承银等27人工资问题。

为息事端，镇干部伪造罢访书

2012年9月26日，张店区傅家镇某主要领导来到黄家庄村，找到王承银等3人，拿出3万多元，称这是工资款的一部分，让他们收下并“保密”，剩余工资再等些时日。然后，这位领导拿出一张打印好的借条，让3人一一签字、按印，然后收起带走。

但是，苦等数月，镇里都没有再提结清工资的事情。王承银他们多次催促，毫无结果。

无奈之下，今年1月7日，王承银等人再次来到省信访局。在这里，他们意外发现，早在去年9月27日，张店区傅家镇政府已经给省信访局发了信访结服报告。在这份编号为“傅政发(2012)67号”的结服报告中，傅家镇人民政府称将逐步解决拖欠工资问题，“信访人愿意接受此处理意见，王承银等村民信访案件至此结束”。王承银说：“我们从不知道村里和镇上还有这个处理意见。”

更让他门震惊的是，随着这份结服报告一起发来的，还有一份以他和另外两位上访者的口吻写成的“息诉罢访书”。这份罢访书上，赫然有他们3人的签字和手印，而且笔迹正确，并非假冒。这是怎么回事儿？

仔细看了看这份罢访书上的日期“2012年9月26日”，正是那位镇领导送来3万元工资款的日子。王承银3人恍然大悟：罢访书上的签名和手印，竟然就是他们那天在借条上的签名和手印！他们现在才明白，去年9月26日那天，那位镇领导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送工资只是幌子，真正的目的是套取他们3人的签名和手印。

要等多久，工资才能到手？

这份“息访罢诉书”，王承银3人从未见过，“定是造假”。此外，按照常规做法，日期应该位于签字和手印下方，而这份罢访书则将日期打印在了签名和手印的上方，具有明显的造假痕迹。

王承银从省信访局拿到信访结服报告和伪造的罢访书后，便去找那位镇领导讨要说法。这位镇领导一开始并不承认这两份文件的存在。当王承银从包里拿出文件摆在他面前时，这位镇领导却不说话了。

“真没想到，他们不仅糊弄我们，还敢糊弄省信访局。”对于傅家镇政府个别领导干部的做法，27位老人异常愤慨。

记者了解到，自2012年4月开始上访以来，27位讨薪老人中，已有3位陆续离世。

高存敬，72岁，曾是村里的修坟工，家属患有残疾，自己常年疾病缠身，被欠工资万余元，已因故去世；王玉圣，75岁，曾是村办学校看门人，被欠工资万余元，已因癌症去世；周鸿远，60岁，曾是村里电工，被欠工资近3万元，已因癌症去世。

现在坚持上访的24位老人中，年龄最大的已经81岁，最小的也已50多岁。“我们这些老家伙，没有任何过分要求，只是想要回自己那点劳动报酬，怎么就这么难！”

□本报记者 肖 芳